看了三十多集的《人世间》，如果要问对哪些剧情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个人的回答是“走后门”。
“走后门”成性的《人世间》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且听我一一道来。
当周秉昆从木材厂辞职，找不到工作时，是通过蔡晓光“走后门”进了酱油厂；蔡晓光因为家庭原因上不了大学时，幸好有周秉义帮忙，走了郝省长的“后门”顺利入学；龚维则遭到停职时，是周秉昆找到了曲秀贞，这才保住了龚维则的职位；周秉昆始终无法获得出版社的正式编制时，幸亏有邵敬文挺身而出，从而使得周秉昆如愿以偿；冯化成的诗能够获奖，也是由于其四处拉关系的缘故，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在《人世间》中不胜枚举。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世间》完全可以改名为《走后门》，可谓是毫无违和感。不过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走后门”这种行径，往往认为是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卑劣手段。客观而言，这样的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但《人世间》证明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走后门”的人。
以蔡晓光为例，明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却被不合理的客观因素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其的确“走后门”了是不假，但也只是借助“走后门”，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前程。
再比如说出版社的正式编制，按理来说就是有能者居之，故而周秉昆是当仁不让的。可要是没有邵敬文的仗义执言，周秉昆依旧还是个临时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周秉昆也算是在“走后门”，但同样是为了拿到自己应得的奖赏。
也就是说在《人世间》中，很多时候不“走后门”的话，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换而言之，“走后门”是为了公平，的确有些匪夷所思。那么问题来了，为了公平的“走后门”在《人世间》中有，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又有没有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艺术源于生活。
比肩《人民的名义》
当初《人民的名义》热播的时候，不少观众直呼其尺度之大，源于涉及到了副国级的赵立春。与之相比，《人世间》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何况其本就不是一部反腐剧。个人不以为然，尺度大不大要看如何去理解，某些方面《人世间》要略胜《人民的名义》一筹。
拿“走后门”这件事来说，原本是无能者的小人行径，理应是人人喊打。但当有能者也迫于压力去“走后门”时，例如用一首诗就能拯救一间寺庙的冯化成，足以说明“走后门”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但凡是有仕途之心的人，都免不了要“入乡随俗”，否则就只能被埋没了。
“风气”就是大环境，大环境的好与坏往往会影响到很多人，甚至直接决定人的善与恶。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但是曾经的祁同伟也是一名英雄，但终究没有躲过大环境的“漂染”，一步一步走上了不归路。
《人世间》也是如此，原本很多顺理成章的事情，想要办成都得“走后门”。要是不“走后门”，该是你的也拿不到，比如说周蓉的住房。当然了，面对这种情况的不仅是周蓉，剧中很多角色皆是如此。更为关键的是，这股“走后门”之风在《人世间》中是几乎无所不在的，又是一个大环境。
在《人民的名义》里，汉东省的大环境乌烟瘴气是在赵立春主政时期造成的，由此才出现了高育良、祁同伟等人这样的贪腐分子。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在《人世间》的故事背景中，“走后门”的大环境又是谁造成的呢？
郝省长夫妇、马守常夫妇都是非常有原则性的，对“走后门”绝对是深恶痛绝的，肯定不会如同赵立春一般。因而《人世间》之所以会“走后门”成风，必定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其严重程度貌似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了。
如此尺度不能说不大，要看是否用心去揣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周秉昆因为龚维则的事情去求助曲秀贞时，后来曲秀贞为什么要让周秉昆先去假意闹事儿？还有周秉义为什么会因周秉昆的出版正式编制遭到打压，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也就看清楚了《人世间》的尺度。尽管《人世间》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胜在剧情上的细节拉满了，值得让观众去深思。
结语
总而言之，《人世间》并非普通的家庭剧，剧情中包含的内容有着极其广泛的覆盖面。不少的情节设置，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去解读，方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