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如果我成了难民，我该怎么办？尤其是当电影中出现了莫斯科第一家麦当劳开业的热闹场景，不免让人想到俄乌开战后麦当劳撤出俄罗斯前人们排队品尝最后一个汉堡的画面。三十年里多少无常变迁，人有时真的只能被命运无情地抛来扯去。难民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状态。就像电影放映的那个星期二，早上还是阳光和暖，中午开始忽然下雨降温，很多人是穿着短袖瑟瑟发抖去中大邵逸夫堂看这部电影的，估计早上出门时谁也没想到自己晚上会如此狼狈。我以前常常想，即便自己在工作上没什么上进心，转而花大把的时间读无用的书，看想看的电影，到了老年，无牵无挂，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和上一代留下来的财产可以被我肆无忌惮地吃光用尽，也算是能安度晚年。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也许有一天生活被不可控的因素打断，居无定所，货币贬值，家人离散，我也将走上和男主角一样的流离之路。这样说来，也算是和影片主角共情了。
映后谈环节，社会学系的教授请到了一位在港的南亚裔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分享他的经历和感受。我费力地听着他磕磕绊绊口音极重的英语，脑子里不断跳出来的都是本地媒体关于难民报道的新闻标题“南亚假难民”如何扰乱治安，让政府浪费公币。涉及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想法也随之转变，我可能会更关注本地底层的生活现状（其实也没有多关注，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孤芳自赏，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去哪里爬山、自己的播客有没有人听、自己写的日记有没有人读……），也会担心如果难民申请机制更容易，是不是会变向鼓励更多寻求庇护者的涌入，这个已然十分拥挤、生存越来越艰难的城市还能容纳多少这样的涌入者，他们在语言、文化上又如何融入这个“多元”社会……在电影里产生的共情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就像电影《私人订制》里，葛优说如果自己有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甚至十个亿，都愿意捐出来做慈善，但如果自己有辆车，却不愿意捐出来，因为“我真的有一辆车”。看完这部电影，写完这段话，我还会再回头关注难民问题吗？我不确定，希望能比以前多关注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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